近日，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税改法案。目前，在一些细节方面，譬如企业税率最终减至20%抑或22%，再如是否移除企业可选择性最小税等问题上，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共和党政治精英们还在商议，等待最终的敲定。
美国的本次税改有可能在法案生效后的1-2年内产生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，但是中长期来看对美国经济繁荣有反作用。
特朗普政府认为，减税对美国的企业和大多数美国纳税人有利，宏观上利好美国经济，会加速其增长。从过去50年的历史来看，减税并不一定对美国经济持续有利。相反地，增加税收也未必导致经济下行。
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实行大幅度减税。美国GDP确实在65-66年出现约6.4-6.5%的年增长率，但是随后增长出现下滑，在下行通道震荡。80年代，里根总统先后两次减税。第一次税改确实大幅度提振了宏观经济，82-84年GDP年增长率由-1.91% 升至7.26%。但是在随后税改和剩余的任期内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，并延续至老布什任期。90年代，克林顿总统增加税率，93-99年GDP年增长率由2.7%升至4.7%。2001、2003年小布什总统减税，GDP年增长率由2003年的2.8%上扬至2004年的3.8%，但随后不断下行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。奥巴马总统增加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，GDP年增长率由2013的1.67%小幅度升至2015年的2.6%。以史为鉴，除了在经济衰退期减税，里根总统在第一任期实现了经济爆发式增长，其他减税一般只可以刺激美国GDP年增长率连续上涨1-2年。
美国的税改减税从中长期来看是阻碍经济增长的。
首先，减税会刺激美国消费者需求的增长，会导致市场资源从制造非贸易资本品转向非贸易消费品，从而驱动美国利率增加，限制美国的投资。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从60多年前开始就质疑税改，他们的理论判断至今仍有道理。
其次，减税会吸引大量海外资本流入美国。前壳牌石油公司的高管约翰•霍夫梅斯特本周提到海外会有数万亿美元流向美国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•克鲁格曼也在近期按照美国税务基金会的预测估算了未来10年内将有6.4万亿美元资本流入美国。大量资本流入会使美国资本存量增加，美元进入升值通道。美元汇率走高会驱使美国企业寻求海外服务与商品供应商，增大美国贸易逆差。对于特朗普政府意在保护的制造业来讲，企业的竞争力会被削弱。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机会堪忧。保罗•克鲁格曼认为，6.4万亿资本一旦流入很可能减少美国制造业250万人次的就业岗位。
最后，在政府开销保持不变时，减税很可能继续增加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。美国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认为，本次税改会降低税收收入约1.4万亿美元。特朗普政府宣称减税带来的经济繁荣可以抵消政府税收的降低。如果要抵消这部分财政收入的不足，美国年GDP增长率应该平均约4.37%。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，美国年均GDP增速约3.1%。过去10年平均增速不到1.5%。即使剔除2008-2009金融危机的数据，2007年以来平均增速也仅为2%。特朗普政府目标落空的可能性极大。
当赤字增大时，国民储蓄很可能下降，而且利率很可能同时提高，从而会成为拖拽经济增长的后腿。当然，特朗普政府可以大幅削减政府开支。最近众议院发言人保罗•瑞恩公开提到明年开始进行改革，减少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。这样的社会福利改革会遭到美国民众、特别是退休、残疾百姓的抗议。在2017年上半年，美国维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国家委员会的调研显示，美国民众强烈支持传统的社会福利。所以从政治博弈角度考虑，2018年会有参、众两院的选举。因此相应开支减少多少以及在何时举行，目前不能确定。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参议院税改方案目前关于保留选择性最小税制度AMT。该税制不利于美国的科技创新。美国是科技创新强国，有很多高科技企业，在常规税制中允许申报研发抵免。但是选择性最小税制度不允许。如果在最终税改法案中，此税制不能被移除，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包括风能和太阳能企业将首当其冲。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计算，如果没有研发抵免，企业科技研发投资可能降低2-4%。以苹果为例粗略估计，研发抵免的消失，将使该企业每年减少毛利润约26.4亿美元。
笔者近日和美国顶级经济学家和前政府官员交流后感受到，很多精英都对这次税改的结果表示担忧。
